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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要保护物种,但是你知道物种的定义有多乱吗?

发布时间:2017-10-11

  目前,对复杂有机体的分类处于一片混乱之中。Stephen T. Garnett 和 Les Christidis对此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假设物种固定不变,是所有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公约、国家环境立法和许多个人与组织保护动植物的基础。但是,作为一个致力于给自然世界带来秩序的学科,生物分类学(对复杂有机体的分类)本身却极为混乱。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一部分鸟类收藏

 

  生物分类学家一致认为一个物种应该代表一个独特的演化谱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谱系应该如何定义,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物种”至少存在30种定义,它们往往被随意创建或取消,具体取决于生物分类学家选择使用哪一种定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目前不存在针对生物分类决策的全球性监督机制——研究人员可以不顾后果地“拆分或合并”物种。

  我们认为,科学界未能全面监管生物分类学的事实会威胁到人们为终止生物多样性损失所做出的全球努力的效果,危害科学的公信力,并且造成一定的社会代价。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建议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承担对复杂有机体的分类监管责任,因为它是国际科学理事会(全球最高级别的科学监管组织)中生物学的总机构。

  缺乏约束

  缺乏生物分类的普遍性标准带来了许多后果。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不同的纲之间存在不同的学术习惯。许多哺乳动物分类学家应用系统发育种概念(PSC):如果两个种群有共同祖先却在生理上或基因上有区别,那么它们就是不同的物种。但是,许多鸟类分类学家倾向于使用更保守的生物种概念——真正的不同物种不应该在正常情况下产生可生育的杂交种。根据去年发表的一项推算结果,如果鸟类分类学家使用PSC的话,鸟类的物种数量将增加一倍多。

  根据使用的物种概念不同,有的纲似乎比其他的所受威胁更大,因此便能够得到更多的物种保护经费。比如,在2012年,根据《美国濒危物种法案》拨给鸟类和哺乳类每个物种的经费相差无几。但是,如果将哺乳动物划分得比鸟类更细致得话,那么,更多的资金将被用于保护哺乳动物基因多样性。矛盾的是,更细致的分类也会使某些物种更易受到威胁。目前,非洲的狩猎者只要杀死九种羚羊,就能获得“螺旋角羚羊大满贯”。但是,生物分类法的最新变化给了猎人们射杀25种羚羊的理由,并让他们将目光转向更小的种群。

 

 

  生物分类学中的变化可能使狩猎者要杀死25种,而非现在的9种羚羊,才能获得“螺旋角羚羊大满贯”

 

  第二个问题是生物保护立法经常无法跟上动物和植物分类的变化速度。比如,中国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最近一次更新是在1989年,从那时起,生物分类的变化导致25个被列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下的物种遭遇非法贸易。它也会影响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下各个国家对生物多样性的计算。将物种划分成更小的单位意味着更多的物种符合受威胁物种的标准,也就会增加一个国家受威胁物种的总数。若以PSC对“近危物种”中亚盘羊 (Ovis ammon) 进行重新分类,一个物种就会变成九个物种。一夜之间,哈萨克斯坦出现了五种需要保护的山地绵羊,而不是一种。

  对一个国家来说,对受法律保护的物种的拆分和合并会影响经费投资和土地使用,甚至会让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对科学产生怀疑。为了争夺珍贵的土地资源,开发商声称加州沿海蚋莺(Polioptila californica californica)并不需要立法保护。他们提出,DNA证据表明它并非一个有效分类单元。

  在更广的层面上,单单一篇生物分类学论文就能够影响所有动植物保护方案、旅游业和就业机会。动植物保护工作者和其他对某些物种具有深厚感情的人可能会发现他们喜爱的物种被重新定义以至于不复存在或不清不白地被细分。比如,2000年,有人提议将佛罗里达山狮(Puma concolor coryi)合并在分布广泛的北美山狮内。如果这被广泛接受,则会威胁到对该亚种的保护。

  支持这类变化的生物分类学家除了对他们的学术同行负责外,并不对他人负责。同行评审所带来的限制通常很有限。生物分类学论文的评审人往往只审议用来评估生物的技术手段,而非定义。简而言之,其他相关人员若对此结果不满,他们其实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用来申辩,也没有国际认同的申诉途径。

  有效管理

  十多年前,一组生物保护科学家就意识到为了保护生物,我们需要一个稳定、得到多方认同的生物分类标准。但是,并没有人付诸行动。

  不像生物的分类,动物和植物的命名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受到IUBS之下两个分会的有效管理:具体来说是国际动物命名法委员会(ICZN)和国际植物分类学会(IAPT)。这两个组织的目的是确保每一个动物或植物的学名都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两个组织都不负责物种的定义。的确,IUBS和国际微生物学会联合会一起制定的动植物和细菌命名通用章程明确指出:“本章程不可被解释为限制生物分类自由”。只要生物分类学家遵循命名规则,他们可以任意地定义物种。

  在我们看来,IUBS应该建立一个与上述宗旨相反的规章制度——限制生物分类自由。要达到此目的,它应该划清不同物种(和其他生物分类单位)之间的界限,且这些界限必须能适用于多种不同的生命形式。IUBS是唯一一个具有足够国际声誉和权威的组织来创建一套可能适用于全球的生物分类管理系统。(ICZN和IAPT的命名规则在全球范围内被遵循。)

  幸运的是,已经存在一个高效而受尊重的生物分类管理制度模范。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对病毒的分类有最终决定权。这个委员会确保物种的命名规则和定义都能被一贯地应用于实际,并且维护着全球物种名录(目前在列的有大约4400个)。

  重要的是,微生物委员会承认对物种的定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对自然连续统一体的任意拆分。这一点对减少混乱和争议至关重要。他们还有司法调查委员会,负责监督下属委员会将这些规则应用于生物分类群中。

  四个步骤

  为了更广泛地应用这个模范制度,需要采取四个步骤。

  第一步,IUBS必须同意承担有关生物分类的决定性领导角色,而有望获得最大收益的组织,比如CITES秘书处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则给予相关支持。

  第二步,IUBS应该成立一个生物分类委员会,来决定哪些规则(如果有得话)应适用于所有的生命形式,如果需要定义每个分类单元,该如何定义。比如,就叫声和鸣叫的区别达成一致意见或有助于描述鸟类和灵长类的特征。对真菌来说,则可以使用基因序列来进行区分。这样的不同点必须有明确的说明且得到一致认同。

  第三步,生物分类委员会需要为大家一致认同的生物子分类(比如两栖类或蛛形类)建立下属委员会。这些下属委员会应参照已建成的标准来评审生物分类学论文。在评审的基础上,他们再为鸟类或哺乳类动物等建立首批标准化的全球物种名录,而目前这项工作由不同的组织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所有人都在为自己的正统性竞争(参见“混合搭配”)。

 

 

  第四步,生物分类委员会还需要建立司法调查委员会。它将作为下属委员会的最终仲裁人,负责执行规则,并在知识更新的时候按照要求修改规则。

  我们认为,许多生物分类学家会欢迎这样一个管理结构。减少花在研究不同物种概念上的时间将会使描述和编录生物多样性的任务变得更高效。

  清晰的界限

  科学家一次又一次地展现出建立复杂且公正的管理机制的能力——即使某些方法的优点和缺点仍旧值得商榷。比如,国际地质科学联盟仍旧在进行关于人类世是否应该被认作地质编录中一个正式的分支的审议。在2016年,地质科学家提出,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等社会科学家也应该加入一个三十多人团体,代表人类做出关于人类世的决定。这场辩论的气氛是健康向上的,它最终将会在2020年的会议上得到解决。

  就像是人类世,如何划分生物的决定不仅有关生物学,也有关政治和伦理。如果物种描述中的一部分是任意武端的,那么必须参考生物分类学、形态学、系统学和遗传学之外的专业知识。律师也应该加入,来确保任何一个定义都能经得起法律的推敲。考虑到生物分类学上的决定可能显著影响人们的生活,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应当提供社会公平方面的建议。

  “没有一个定义能让所有自然学家都满意;但是每个自然学家在说起物种时心里都有个大概,”查尔斯·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中这样写道。尽管从那时起我们对生物演化和物种形成的理解加深了许多,但是对物种的定义却几乎并没有进步。不过,概念模糊和生物保护并不兼容。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法律必须对其进行划分,而划分的每一个物种必须拥有以法律为标准的清晰的界限。

  文章摘自:2017-07-11 Nature自然科研 Nature自然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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